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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作坊式的小公司，到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领域。从私营小企业主，到中国第一位民营“动力王”经历近十年的艰难，38岁的施庆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图/施庆哲
看着杭州下沙区的那片荒地，刘才英也曾怀疑，那个从义乌起家的年轻人是否真的可以建起一座民营大功率柴油机企业。这是2006年的3月，她刚刚从中国船舶制造总公司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不久，经朋友介绍认识施庆哲。那一次见面，让她诧异“老板居然这么年轻”。
那一年，施庆哲32岁，已经坐拥2亿身家，却有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沉稳与低调。采访过施庆哲的记者都说，他哪像什么大型重工业企业的老板，更像是一个高校里的年轻学者。 作为从行业内引进的资深专家之一，刘才英被施庆哲邀请来助他一臂之力。那天他们在义乌的“中高动力”谈了一上午，施庆哲把他的“宏伟蓝图”讲给她听这让技术出身的刘才英“很振奋”这个斯文年轻人有着与外表并不相符的胆识与魄力。 对于杭州这座城市，如果以马云为代表的IT产业像那汪秀美的西湖水；以施庆哲为代表的民营重工产业就像那奔向东海的钱塘江。3年后这江水奔流入海，“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不但在钱塘江边建起工厂，还制造出了第一台大功率柴油机2009年6月，中高首台大功率船用柴油机正式下线交付中国大型柴油机民营制造成为现实。 从父亲当年家庭作坊式的小公司起家，到进入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领域施庆哲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他身上总有一种来自晚清“工业救国”时期张謇那代企业家的风骨，这种气质汇聚成两个字，就是“开拓”。 走出义乌 早年施庆哲也曾有过苦日子。父亲在国营工厂干过采购科长，最后从工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父亲退休那年，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母亲，于是他揣着一两千块钱，租了一个五六十平米的房子，带着3个人搞了个机电公司义乌华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为了给母亲买套房子”，1990年代初期，父亲成了长三角最早一批呼吸到改革开放空气的小老板。1997年，施庆哲大学毕业，进了父亲创办的机电公司。他干过从装卸、电焊、组装、测试、修理，到财务、营销的每一个工作，最后才开始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 当年义乌城中有三十多家这样卖机电的小作坊，“华发”却成了惟一走出来的一个。1999年父亲去世，虽然留下的可用资本加起来不到一百万，却留下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做生意的好口碑。 与父亲相比，施庆哲胆子很大。1998年，24岁的他，带着公司里的三十多个人，在义乌买下一块四千多平米的土地，建起一个生产发电机组的工厂，当年家庭作坊式的经营转入了小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显示出了父辈一代未曾有过的魄力。他把企业经营范围缩减，集中生产控压机和发电机，并转向高端市场，从国外购买发动机组装机组。他还跟奔驰接触，试图引进他们的发动机。 “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第一位。”这是市场教会施庆哲的经营之道。2003-2004年，一场覆盖全国的电能危机席卷中国，电力供求持续偏紧。当时有媒体报道全国24个省份拉闸限电，很多企业为了不停产，只好购买发电机组自己发电。 对于“中高”来说，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机遇，“原来想三五年做的事情，一年就完成了”。那一年的时间，施庆哲的身家从一两千万一下子上涨到两个亿。 后来，在国企呆了几十年的老专家们第一次来到义乌，中高的规模让他们惊讶，“一下子就破除了多年来对民营企业的成见”。 那时候的施庆哲已经开始意识到：国内备用发电机组的市场始终是有限的，再加上从国外购买发动机来组装机组，如果想走出国门，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样下去，不出几年，企业发展必然会受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施庆哲喜欢看历史，他研究中国民族工业百年的沧桑，意识到装备制造业正是民族工业起飞的翅膀。然而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还不到30%，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5%以上，远低于美国的41.9%、日本的43.6%、德国的46.4%重工业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在浙江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后，施庆哲发现：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在海洋经济领域，中国即将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船用发动机产业也会随着船舶工业重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这个市场正在不断地扩大，处在其核心地位的船用柴油发动机，将会成为重中之重。 施庆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正是海运的“黄金时段”，世界造船业的重心已经向中国偏移。不过，浙江如雨后春笋般建起大大小小造船厂，却没有哪家民营企业敢涉足船用柴油发动机这片蓝海。更重要的是，他拥有坚定不移的另类爱国情结“一定要让中国的重型装备实现国产化。” 施庆哲“再造民族工业繁华梦”的理想渐渐清晰。 “中国在这个行业需要强大的实力，民营企业没有人做，只有几家国有企业，我觉得有些积累，就比较胆大地进入这个领域。”外表文弱的施庆哲，再一次展现了他的魄力：向蓝海进军。 商人还是企业家？施庆哲选择做后者，他把钱投向了“海洋复兴”。2005年4月，施庆哲提出“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带着团队创建了杭州中高发动机有限公司（中高柴油机重工前身），并开始致力于发展海陆大功率柴油机的生产制造这是一块没人敢啃的硬骨头。 恰好在那时，代表柴油机发展最高水平的德国MAN集团，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施庆哲主动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德国公司看到了不敢想象的现象：大型的柴油机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却偏偏有个民营企业想要涉足这一领域。 施庆哲记得，当时国内很多政府部门也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国有企业都做不好，民营企业怎么做得起来？”那种诧异，不亚于当年李书福要造汽车，身边的人也没人同意。 公司一位七十多岁的总工程师说：“如果他做得成这件事，我可以倒立着给他走三圈。”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老工程师不忘补上一句：“当然，姓也可以从此倒过来写。” 老牌国有柴油机企业大多建在偏僻的内陆，而施庆哲却选择了杭州下沙的钱塘江边。施庆哲总会提起杭州的“天时、地利、人和”，而正是杭州“吸引人才的优势、经济政策的优势”，“带给了MAN更大的冲击力”，最终帮助中高说服了前来考察的德国MAN总裁。 让施庆哲没想到的是：马上就要签合同时，MAN新上任的一个副董事长提出惟一的建议：先发一年的临时许可证试试看你搞得起来就搞，搞不起来就结束合作。 对中高来说，这是致命的。 如果一年后MAN将许可证收回，那么中高之前投入的资金、厂房、设备投资都将付之东流。 从晚上10点钟坐到凌晨4点半，施庆哲亲自给对方写了一封信，从合作的必然谈到竞争的形势，从世界经济谈到杭州的地缘优势。“MAN现在的合作伙伴都是国有企业，在体制、观念上，存在很多弊病。而对于中高这样的民营企业，对市场反应迅速，应对灵活。MAN必须要面对现实。” 信发出去的第三天，那位副董事长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去德国谈判。 谈判持续18个月。这让中高在试图引进MAN的柴油机技术来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创造了纪录。在此之前，用时最短的一家韩国企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最慢的一家俄罗斯企业，谈了6年也没能谈成。 天蝎座、完美主义的施庆哲开始不惜代价，从业内领先的国企挖来专家，购买最先进的设备。“我们虽然是张白纸，但我们可以随意画，而且会画得很漂亮。” 老专家们曾问老板：“我们做这个事情花多少钱？” 他们得到的回复是：“钱不是问题，要按照世界先进的标准来规划。” 加工车间里，很快增添了一台价值4000万元的进口曲轴加工设备，老专家们在国企研究了很多年却始终没有买成的设备，在民营企业里出现了。 正如施庆哲向德国MAN说的那样，民营企业的优势开始显现。“国企一个项目的程序很复杂，落到实处很难。民营企业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推进很快。”原国企武汉重工的专家刘才英回忆，她曾经参与的一个项目，从设想到成型，前后花了8年时间，“可以说投入了一代技术人员的青春。” 在中高，半个月，她就从技术中心副总监变成了制造中心副总监。厂房建成后，公司请了很多行业内的专家来看，大家都很惊讶“民营企业也能做成这样”。 2008年，中高正式开始筹建柴油机。那时候的船用柴油机市场正处于高峰期，柴油机的曲轴一轴难买。当时有种说法是“船等机，机等轴”足见市场之火爆。施庆哲带人去韩国买了几根毛坯，但那时候国内根本找不到加工这么大曲轴的企业。施庆哲向国外订购的最先进的曲轴加工设备，一旦交付，中高在行业内必然会成为数一数二的企业。 按照施庆哲的设想，中高可以花3年时间，做到浙江前几强企业。只是那时，他没想到，等着他的却是一场危机。 “少帅”突围 就在“中高”的第一台柴油机准备下线的时候，金融危机开始波及海运，并辐射到造船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对于船用柴油机的需求急速下滑，很多生产低速机的企业倒闭，一些企业刚刚上马中速机的项目也相继夭折。 当年海运市场的繁荣掩盖了很多问题。施庆哲或许没有意识到，虽然国家一再表示支持民营重工制造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很多大型国企却设置了许多不必要的门槛在采购的过程中，即便技术可靠性没有差异，对方也宁愿以高20%的价格采购进口产品。民营企业仍急需相关政策的扶植。 最开始，施庆哲的想法是批量生产同一款式中速柴油机，这个计划在金融危机中搁浅。企业最艰难时，施庆哲看到员工们困惑，觉得一个企业不应该让大家这样，“更多要思考怎么渡过困难，同时要准备迎接机遇。” 在最艰难的时候，中高的发动机造出来了。这台4500千瓦/6120马力的大功率发动机很快就成为了宁波一艘万吨大型海运货轮的动力“心脏”这意味着，在装备制造业领域，民营企业突破了制造大功率发动机零的纪录。在这台柴油机交付及量产庆典仪式上，施庆哲坚定地说：“中高人本着发展民族工业领先产业的理想和信念，成功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从困惑到找到出路，施庆哲用了半年时间。半年里，他为中高找到5个全新的领域，民营企业的优势也在这时显现。这场危机不但没能打垮中高，甚至还带来了机会市场上的变动让企业开始全心全意搞研发。“我们在重油和天然气的发电、海洋工程、海军、海洋的综合管理体系、商品物流海运，接下来还会在机车等六大领域注入民营体制的活力，促使这些行业在我们国家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愿意为了更多的民营经济进入高端核心产业成为先驱者。”施庆哲说。 中高人从未停止其前进与探索的脚步，施庆哲盯上了重油发电领域，选择了与世界500强企业日本三菱重工合作。在他的判断中，重油和天然气发电在中国正在迎来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如他所料，最早投入的重油发电站，3年来已经显现效益。“这就是重工业的魅力所在，后劲强健。”在施庆哲的计划里，“在过冬的时候把企业做强，当外部环境变好，就可以把企业做大。” 他为中高定下了这样的目标：5年内营业收入达到300亿元，成为中国前五大柴油机集团，并在重油发电领域占据重要一席。 在施庆哲看来，“现在，民营企业的优势表现在国企没有的高速度、低成本。在接下来的5年，民营企业的优势将表现在模式创新和技术差异化。”如今下沙的厂区专门规划了一块地，专门用来建设企业的研发中心。 从2009年开始，中高为德国MAN的技术开发，提供了研究数据让这家德国公司的很多第一次在中高实现了。 2011年7月28日，由中高柴油机重工生产的全球首台MAN 8L27/38 Tier E3循环柴油机成功下线，代表了全球最先进的船用柴油机环保排放技术。2012年8月，中高下线了国内首台功率最大的中速柴油机，并出口阿曼，打破了中国对外大型重油电厂总包建设不得不依赖进口国外主体发电机组设备的怪圈。 “我们的产品将改变国内重型装备70%的主机、发动机主要依赖欧美和日韩等国进口的局面。” 施庆哲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溢于言表，“中高发动机的国产化水平已达到30%，未来3年将力争达到85%。”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在我国各个省份、地区计划新建发展5000万千瓦发电总量的中小型天然气分布式发电站。施庆哲觉得，这意味着未来5年，约有三千亿元发电主设备和发电总包工程的订单市场。他说：“我们的目标底线是上百亿，争取超过600亿。从中高目前的情况来看，既要平稳发展，又要争取更大的目标。” 也正是这一年，中高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签了入园协议，将天然气发电等项目设在北京这是施庆哲在这个“寒冬”对未来几年的布局。他为中高定下了5年内营业收入达到300个亿的目标，“随着形势变化，这个目标很有可能调到400-500个亿。” 在他看来，或许3到5年后柴油发电机的春天就会回来对于重工企业来说，不好的时候，反而是很好的准备时期。“重工企业就是这样，要耐得住寂寞，要一帮人坚持去做，才会有未来的辉煌。” |
民营“动力王”施庆哲
2012-12-18 8:54:30 来源：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网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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